（原标题：抑郁症如何科学诊断？大众心理学与医疗话语的陷阱）
诊断抑郁症 大众心理学与医疗话语的陷阱
“我们常将抑郁和悲伤、悲痛混淆在一起；抑郁的反面不是幸福，而是活力，是感知所有情绪的能力，包括高兴、兴奋、悲伤和痛苦。抑郁本身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情感的丧失，是将你与世界隔离开来的厚重帘幔，并同时伤害着你。”
不论是从自我管理的视角看待抑郁症，还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来剖析抑郁症，我们都得承认“公”与“私”仍然是两个无法彼此完全相通的领域。现代社会的转变或压迫固然是抑郁症的成因条件，但每个人的身体经验、家庭关系与生命历程中的偶然因素，都在发挥影响。
尽管某些批判观点认为，心理疾病是被建构的，不是实在的，但内心的真切痛苦却是无法抹除的。不论是出于个人还是社会、心理还是生理的解释，都只是提供了切入抑郁(症)的不同视角而已。如果说“正是抑郁症的发展历史，帮助我们理解了社会和精神领域的重要转向”，那么，与其研究作为心理病理本身的抑郁症，不如梳理一下这种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被建构的。
大众心理学：现代人为什么执着于情绪管理？
人们用“草莓族”这个称谓，来形容那些一碰到挫折就脆弱忧郁的年轻人。这种说法，恰恰呼应了通俗心理学对于抑郁症的一种“素质-压力说”。
“素质-压力说”把问题归咎于人格素质，这当中暗含了一条鄙视链，比如对“草莓族”的批评，便影射了一整代人低下的抗压能力；人们也常常用这种模式解释女人的忧郁。在《民困愁城：抑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一书中，作者甯应斌和何春蕤指出了这种大众心理学的吊诡。比如，责备“草莓族”的情绪问题，其实是假定了这一代人所面对的社会与生活压力并不比上一代人大，然而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差异被忽略了——比如德国学者韩炳哲提到的功绩社会，便是这一代年轻人身处的新境况。至于人们责备女性过于脆弱的素质，则陷入了“责怪受害者”的逻辑，他们忽略了那些只有女性才会面临的社会因素，比如女性的生活压力有多少来自结构性压迫，再比如身体经验(比如月经和生育)在女性忧郁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何理解情绪问题，是大众心理学解读抑郁的关键。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在抑郁症流行的这些年，“情绪管理”、“情绪教育”等说法也风靡一时，尽管这些说法相当散漫和不严谨，但已经辐射和应用到教育、企业、婚姻和医疗健康等诸多领域。美国作家丹尼尔·高曼(Daniel Goleman)的著作《情商》(EQ)被奉为圣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现代社会愈发趋于理性化，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对情绪做更强硬、更合理的控制。
通过强化理性认知来管理情绪，已经隐约成为我们的时代氛围。C.Wouters指出，情绪管理涉及身份地位的竞争，那些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就越能管理情绪。比如，人们认为青少年不成熟，就体现在情绪外露、脆弱娇贵的表现之中。
在Oatley的情绪史写作中，情绪管理被视为历史的一章：“较高的情商与以下表现相关：降低学童的侵略性、减少青少年抽烟喝酒、更有效率的员工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社会问题和犯罪偏差都可以被归入“情绪”问题。比如抑郁症、轻生、自杀、家庭失和等，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那些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反抗行为，也被归类为个人“情绪”的失控。
理性管控情绪的说法，是基于怎样的逻辑？打比方来说，它对于情绪与理性关系的想象，不是像野兽与文明人的关系，而是像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文明人固然能控制野兽，却无法真正透过理性认知的教化来管理野兽；相反，儿童却可以强化理性认知能力来达到成熟。它假定了情绪与理性的认知之间有共通的成分。不论是私人生活中的情绪管理，还是职场中的情绪管理，那些没来由的忧郁、莫名的愤怒、焦虑、不安分、不安全感，都需要加以管控，尽管无法被理性管理的“坏感情”依然大量存在。
的确，如今的职场中，存在大量强迫的情绪劳动。人们会像演员那样，用表面的或深度的表演，来管理自己的情绪与情绪表达，这导致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分不出自己的真正情绪。当科学管理情绪被视为理所当然，抑郁症的科学管理也就具有了相当的正当性。
抑郁症如何科学诊断？
对抑郁症的社会学解释，要基于对感情、情绪、身体、性、性别的综合理解，而对于抑郁症的科学解释，也要将其视为一种“整体”的疾病。《走出抑郁》的作者Richard O'Connor指出，多数真正经历过抑郁症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生物化学性质的变化。那种情绪的改变，以及对自我、对世界认知的改变，是如此深刻且不可抗拒，让人感觉自我像是被异物入侵了。“我们感觉不像自己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外来之物侵入并改变了我们。”
大多数人经历第一次抑郁时，同样也认识到：这种感觉是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他们记得自己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有过相同的感受——孤独无助、无依无靠。抑郁症会影响人的身体、情感、思想和行为。它本身会使我们有种“请求帮助也没用”的感觉。
Richard O'Connor强调抑郁症的治疗境况不容乐观，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寻求治疗；近一半的人将抑郁看作一种性格缺陷，而不是一种疾病或情绪障碍。“比这些还要坏的消息是，只有一半的抑郁症被准确地诊断了出来，其中只有一半得到了充分的治疗。”
网络上有许多视频和文章，都在反复讲述与抑郁症相伴的情绪，向那些因为没有此类经历而不解或加以嘲讽的大众解释这种情绪的复杂性和不可抗性：我们将抑郁和悲伤、悲痛混淆在一起；抑郁的反面不是幸福，而是活力，是感知所有情绪的能力，包括高兴、兴奋、悲伤和痛苦。抑郁本身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情感的丧失，是将你与世界隔离开来的厚重帘幔，并同时伤害着你。它不是悲伤或痛苦，它是一种疾病。抑郁的标志，就是悲伤或“空虚”情绪的持续蔓延，有时也表现为紧张或焦虑，生活缺少乐趣。
“如果只是悲伤，你通常是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会恢复过来的。”他们常常有一种一直持续着的疲倦感，难以集中精神，感觉没有价值。抑郁症患者通常会有低自尊、无助、责备自己的情况，而这些和普通的悲伤感觉是不同的。如果处于抑郁状态，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是命运的牺牲品，但你也会感觉自己本就不配得到更好的。
抑郁与悲伤的差异，既是感受性的，也是病理性的。科学研究表明，抑郁症会造成脑损伤。患抑郁症的时间过长，我们就失去了分泌多巴胺的能力，而多巴胺是快乐系统里首要的神经递质，大脑的中央处理器海马会随着每一次的重性抑郁症发作而缩小。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抑郁症患者会在集中注意力及记忆上存在困难，因为海马在将短时记忆转换为长时记忆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药你生病”与抑郁症的商机
既然抑郁症如此顽固而普遍，那么服用抗抑郁药就成为现代人最简便的选择，这可以使人快速恢复功能和效率，消解痛苦，尽快投入到功绩社会的积极工作之中。
不过这也意味着，抑郁症的诊断书，同时也是病患购买药品的收据。抑郁症的建构与行销，建立在药厂与医院的消费关系之上。台湾学者郑圣勋指出，从被诊断为需要用药的一刻起，病患就进入了药厂-医院的庞大结构。精神科药物的庞大商机，连同药物巨大的副作用，可谓恶名昭彰，招致了许多批评，但是药厂所玩的把戏、疾病行销的巫术依然层出不穷。
《药你生病》(Selling Sickness)一书便揭露了制药业最新的行销花样。如何让新型疾病接二连三出炉？为了扩张药品市场，必须改造大众对于疾病的思考方式。创造疾病的公式，就是要把更多人变成“病人”：“三十多年前，有一位想法独到的思想家伊凡·伊立奇(Ivan Illich)提出警告，有一种日益壮大的医学组织，正在进行生命‘医疗化’，挖掘人类对付现实生活中，痛楚与死亡的能力，把太多正常人变成病患。”
《药你生病》对于抑郁症药物营销的批评非常尖锐，他在抗拒“抑郁症”的诊断时，往往同时也建构出一个“健康的人”的原型：“他”似乎是完全原生的、完整的，他的情绪困扰完全不需要透过“人工”、“邪恶”的药物来解决。一个完整的人可以处理生命中遭遇的问题。
抑郁症的药物难题，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作为一种精神与身体状态的“抑郁”，是如何在心理学、病理学的话语建构中沦为单纯的“疾病”，使置身其中的个人逐渐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一方面，当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改变下，逐渐放弃了对于自身情绪与精神状态的主动性时，也相当于无奈放弃了一部分与生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贴身肉搏的时刻；另一方面，当人们在倦怠状态下不惜代价地健身、求医和维护身体健康时，这种健康崇拜也带来了另一种疾病和僵死——因为简化的生命缺乏活力，也缺乏目的性。毕竟，生命的内涵远远超过生物机能，根本不是医疗或心理学话语所能处理的啊。
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