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梅少菁和10多名同伴带着婚纱、西装、秀禾服，从湖北武汉辗转来到贵州省丹寨县，开始了今年的“圆梦计划”。
这个为老人拍摄婚纱照的活动已持续了近10年。一到暑期，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圆梦计划”的10余支小分队便分散到全国各地，为老人送上迟到的婚纱照。
为村民拍全家福，是贵州师范大学“1家1”团队延续了11年的传统。一届又一届队员接力，见证了山乡和人们的变化。
徐媛媛和同伴则为“三下乡”社会实践地的孩子们拍了蓝底证件照，他们为孩子们做好漂亮的电子版照片，还写下了孩子们的梦想：去游乐园玩、带着小猫去旅行、去北京爬长城……
在贵州的山村里，这些年轻人扛着摄像机、拎着三脚架，甚至还背着帐篷和睡袋，走村串寨，为人们留下一份份影像记忆。
他们的镜头捕捉到许多动人瞬间
一到目的地，大家分头忙碌起来。化妆组给老人化妆，文案组在旁边采访，摄影组在屋里屋外踩点，找适合拍照的位置。绿油油的农田、村里的小广场都可以作为外景地。如果需要幕布，高个子的同学随时可以举起一块红色背景布。
在丹寨县为少数民族老人拍照这半个月，“圆梦计划”丹寨小分队的15名学生每天马不停蹄，早上出发拍照，晚上整理文档及照片。采访、化妆、换衣服、拍照，一套流程下来，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一天最多只能拍六七对老人。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从武汉带来了一套秀禾服、一套婚纱和一套西装，还有自费采购的手捧花等拍照道具。碰巧有名同学家里开影楼，又让家里寄来婚纱、首饰，团队顿时“阔绰”起来。队员们担心有的老人不好意思穿露肩的婚纱，又自费买了件披肩。化妆组的同学带上自用的化妆品，摄像组带着无人机、相机、三脚架、补光灯……
过去为老人拍婚纱照时，每对老人只拍一套服饰，但很多少数民族老人也希望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摄影团队便为他们各拍了两套。
他们的镜头捕捉到许多动人的瞬间。一位皱纹深深的老人拿着手捧花，与穿着白色婚纱的老伴相对而立。他大笑着，露出缺牙的笑容，笑中还有些羞涩；穿着华丽苗族服饰的奶奶做好了发髻，爷爷帮她细心整理头上的银饰；一位穿着红色秀禾服的奶奶从木楼上抛下绣球，爷爷站在楼下，稳稳地接住……
有些老人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队员们为一对老人拍完婚纱照后，说想看看奶奶的少数民族服饰，奶奶便到几公里外的朋友家做了发型、换上民族服装，郑重地展示给大家。队员们又为她和老伴补拍了一套民族服饰照片。
一位奶奶还邀请队员试穿她自己的民族服装，那件衣服的面料略带反光效果，背面缀满了银饰，穿上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在丹寨县排莫村，队员们听一位非遗传承人介绍，如何用靛蓝染衣服、如何用细细的笔尖在布上勾勒图案、如何一针一线地缝制苗衣。做一件衣服起码要一个月，还要配上银项圈、耳环……
这些有趣的画面和文化传统，都被他们记录在照片、视频中。
为了一张张笑脸
今年五一假期，王柯淇和几名队员背着帐篷、相机、三脚架等装备，坐火车、乘汽车、转村巴，来到安顺市紫云县牛场村，在村委会提供的一个空房间里扎下帐篷。
早上6点多起床，吃过用借来的锅煮的清汤面后，他们背着相机，挨家挨户地拍照。
这是贵州师范大学“1家1”团队延续了11年的传统：走村串寨，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曾经有师兄嘱咐队员高之淳，如果给老人拍照，记得单独拍一张证件照。高之淳一开始没理解师兄的意思，后来才知道，有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拍过照片，老人去世后，家人想找一张照片作为遗照都找不到。
每次出来拍照都要一周左右，团队要带三五百张相纸，大约A4纸大小，从天亮拍到太阳下山。在贵州山村，村民住得分散，山顶一家、山脚一家，王柯淇说，每天爬山，累得腿都抬不起来。
但晚上还有很多工作：整理、打印照片。有的村民第二天就想拿到照片，队员们会尽量在当天夜里就打印好照片、塑封，第二天放在村委会。
在村里拍照，有些人或事让队员们格外感慨。在牛场村，一位老人拿出一张很旧的身份证，上面有他年轻时的照片。这是他唯一一张照片，如今已经模糊了。很多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但孩子们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天性，有人给他们拍照，他们特别开心。
拿到照片后，村民们笑着道谢。有的老人还哭了，因为“从来没拍过照片”。孤寡老人也喜欢跟这些年轻人说话。
这些年，为了拍照，队员们到处筹钱，往届队员有的帮学院拍班级毕业照，赚一两千元；还有的攒废纸、瓶子，卖了凑钱。这些钱凑起来给了“1家1”团队买打印机、买车票、买面条。钱实在凑不够的话，队员还会自己添补一些。
为了省钱，他们吃、住、行都格外节省。王柯淇和高之淳不约而同地表示，在村里拍照的那些日子里，虽然工作强度很大，但不觉得累。王柯淇说：“天天吃白面条，还挺快乐。”
离别与收获
今年参加“三下乡”活动时，徐媛媛和同学们发现很多孩子都没有单人照片。他们向学校借了一间空教室，网购了一块蓝色背景布，要为孩子们每人拍一张照片。
贵州医科大学的这支社会实践团队到达三穗县的界牌小学时，高年级的学生还没放暑假。在那间空教室里，黑板上挂着蓝色背景布，有的孩子面对镜头很是羞涩，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或是双手拘谨地放在两侧，像是站军姿。这时候，队员便会充当“引导师”，教孩子们摆一些姿势，比个“剪刀手”、抱个气球……
团队没有稳定器和三脚架，摄影师就将胳膊肘杵在课桌上充当三脚架。他们用两部相机轮流拍照，熬到夜里两三点钟打印完当天的照片。
不拍照的时候，孩子们恢复了活泼的样子，好奇地围着这群大学生转来转去：“姐姐，你们是干吗的？”“哥哥，你们要去哪儿？”
“圆梦计划”为29对老人拍完婚纱照后，徐彤晨在网上到处找距离丹寨较近的网店打印照片。她下单后又拼命催老板发货，终于赶在离开丹寨的前一天收到照片。12寸的照片加了塑封，他们又给6寸照片配上网购的相框。住得近的老人，他们亲手送到老人家里。家远的，就委托团丹寨县委转交。
这次特别的行程给“圆梦计划”的队员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一位爷爷特意找来当地古法造纸工艺做出的纸张，为队员们写了一幅字；一对爱唱山歌的老夫妻当场为这些年轻人唱了一段山歌；一位叔叔给他们吹过芦笙；还有一位爷爷执意带队员们看他的“牛王”。当地人喜欢斗鸡、斗牛，那头壮硕的水牛曾拿过不少奖项。
高之淳在参加过几次下乡拍摄后，逐渐喜欢上了纪实摄影。他以前喜欢拍风景、拍城市生活，现在则更喜欢把镜头对准乡村、老人和孩子。
徐媛媛从小在贵州农村长大，她说，原以为“三下乡”活动就是去乡下走一趟，以为乡下都差不多，没想到和平时的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看到当地为乡村振兴作出的努力，徐媛媛觉得，“我们也为乡村振兴作了一点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