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1月25日电 题：为什么要以全球视野看中国？
——专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汉学家卜正民
中新社记者 许婧
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24日在上海举办。开幕式上公布了2023中国学贡献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是三名获奖者之一。
为何与中国历史研究结缘？如何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并以世界的视角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中新社“东西问”在会议期间就此专访卜正民。
视频：外国读者如何更好了解中国？卜正民：少分阵营、少偏见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在何种机缘下与中国历史结缘的？
卜正民：我的家庭和中国没有关系，密友圈中也没有中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出于偶发。我大学时学习英国文学，当时对思考世界的其他方式产生了兴趣，于是选修了一门佛教哲学课程，为了理解该课程中的一些概念，我决定学习中文。
学习中文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历史相关的训练，也没有上过历史课。但慢慢我意识到，理解中国，需要研究更加具体、现实的中国，最佳方式就是了解历史。所以我成为了一名中国历史学家。
后来，我有幸被选中参加1974年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学生交流项目，这段经历坚定了我成为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的决定。
中新社记者：您曾多次往返中国。此次时隔数年再来上海，有什么新发现？
卜正民：1975年，我第一次来上海。当时，我是加拿大与中国交换计划的留学生，我在复旦大学待了一年。后来又来了好几次。在我看来，上海是一个多种文化融合得很好的地方。
上海的变迁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比较慢，最近二十年变化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和今天我所看到的上海是两码事。那个时候人们穿得比较简单，楼房不那么高，人不怎么多，汽车也不那么多。所以这次来上海，我发现上海“长大”到一个我没见过的程度，我感到很吃惊。现在从宾馆看外滩，让我想到纽约。
中新社记者：作为今年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国学的发展？
卜正民：中国学有两种，一种是在中国的中国学；另一种是在外的中国学。我作为局外人，和中国同仁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同。但每一个国家与文明都需要“局外”与“局内”的观察者，这两种视角相互融合，才能了解中国的全貌。
我很高兴被选为该奖项的获奖者，这是我大概五十年前，以多伦多大学本科生的身份刚刚踏上研究中国之路时所难以预料的荣誉。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中国学术机构的同仁们，对我在中国学领域所作贡献之价值的认可，也表明他们认为局外人的视角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很重要。
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最有力的资格就是一个简单事实：我不是中国人。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直视政治记载、文化实践和档案记录中浮现出来的中国。我所依循的惟有历史记载的权威、历史分析的正当实践和学界同仁的集体智慧。
令人欣喜的是，我的一些想法和见解可能有助于形成一种对中国更客观、更普遍的认知——这不仅仅是一种从中国自身出发、为中国自身服务的认知，而是将中国视为世界一员的认识——毕竟，这个世界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中新社记者：您出于何种考量提出要以全球视野看中国？
卜正民：我的历史研究之路是将中国置于一个更大的、超越其本身的全球框架中。纵观历史，大多数关于过去的作品——无论是关于欧洲历史还是中国历史的——都是内向式的、与文化绑定的。
我认为我所作的贡献是尝试从广阔的全球视野来了解中国。最初，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本身。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意识到明代中国并非孤立存在，它是一个全球性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已如此存在了数百年。
我感兴趣的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如何适应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对我而言，中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案例研究。中国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其应对之道同欧洲国家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伴随教的学生越来越多，我开始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贡献是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了解中国影响世界、世界影响中国的程度，而这些在大多数历史书中都被忽略了。
作为一名学者，我最关心的一点是，中国和世界应该互相理解。西方人应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历史，中国人也应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历史。面对将整个世界分成不同阵营的趋势，去除对于其他国家的偏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中新社记者：当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卜正民：我对明史研究的偏爱，源自于明代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开端。秉持着观察中国与欧洲关系演变历程的想法，投入到明代中国的研究中，至今未曾离开。我在写书的时候，其实目标读者都是外国的受众，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加了解中国。我在书里面提到了很多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件，我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事件，真切地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事情，希望他能够对这些事迹的理解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比如我写的《维米尔的帽子》，是通过给外国人讲述一些故事，让他们多了解中国历史。读者到书店看到一本名叫《维米尔的帽子》的书，可能猜不出来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会以为大概是荷兰的历史或者欧洲的历史。我用这个“手段”来邀请外国读者进入中国的历史，进入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历史。从维米尔的画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欧洲和世界的联系。同样，你看明朝的画，也可以找到一些跟世界有联系的因素。所以其实这本书不是写给中国读者的，但是中国读者好像也很喜欢。
同样的“手段”也被用在了《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一书上，该书讲述了一幅被遗忘了300多年的中国航海图，从域外、海洋，更从全球视野看中国。我用了一个地图来讲中国人与欧洲人在海上有什么样的接触。这本书也是面向外国读者，邀请外国读者进入这个地图。大家都很喜欢看地图，进入这个地图可以开始想到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以及重要性。这种互相的影响是全球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国人和欧洲人不是永远割裂的，彼此之间的影响非常大。
这种交流并不简单。如果不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语言，不了解其思维模式，不体验该文化中人们相互沟通的方式，就不可能深度研究另一种文化。我们需要排除文化之间的障碍以加深相互理解，东西方之间还需要更多的交流。(完)
受访者简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并以世界的视角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作品包括《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1998年英文版，2004年中文版)《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十七世纪全球贸易》(2008年英文版，2009/2010年中文版)《塞尔登的中国地图》(2013年英文版，2015年中文版)和《成吉思汗的猎豹：中国与世界八百年》(2020年英文版，2023年中文版)等。曾领衔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了其中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2010年英文版，2016年中文版)。卜正民曾任古根海姆学者、盖蒂学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并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学位。卜正民先后任教于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